当我们说“区块链治理”时，我们实际上是在讨论很多事情。
通常，人们经常使用这个术语来描述基于区块链的网络的底层协议修改或更新的机制——就链上和链外治理而言——而我们关注的是一个更广泛的问题：
影响基于区块链的网络或应用程序治理的各种元素或力量有哪些?
哈佛大学教授Lawrence Lessig指出了影响行为的四种不同力量:法律、社会规范、市场和设施（技术基础设施或代码）。他强调了一个事实，即我们不能只专注于专门设计用来管理或监管某个特定个体的规则。
相反，我们需要采取一种更大的、生态系统性的方法，观察影响个体的各种因素。相应的，在促进或阻止某些行为时，我们可以选择直接通过法律制度来规范个人，也可以通过其他三种力量之一(市场、社会规范和建筑)间接地规范个人行为。
awrence Lessig的四个限制因素
我们提出了这样一种生态系统性的方法，来识别可能影响一个区块链系统运行的不同因素，以及这些因素对更广泛意义上的“区块链治理”的作用程度。
基于区块链的应用程序并不是遗世独立的。它们存在于一个更大的互联网应用系统中，每一个都按照自己的协议和规则运行。
网络层
特别是基于区块链的系统（无论是网络，平台还是应用程序）的运行由管理这些系统的规则来定义，而且这些规则还会响应互联网基础架构的不同层次，它们不同程度上塑造了系统的整体治理。
具体而言，像比特币和以太坊这样的基于区块链的网络运行在互联网之上，最终依赖于诸如TCP / IP之类的协议，TCP / IP负责按规定路径发送和传输网络中不同节点之间的信息包。这些基于区块链的网络因此无法在没有互联网连接的情况下运行。
最关键的是，因为互联网服务提供商（ISP）最终控制着互联网的传输层，他们可以区分来自或指向某个基于区块链的网络的数据包，有效篡改其运行。
因此，互联网治理可以对基于区块链的网络的运营产生重大影响。在这方面特别相关的是“网络中立”辩论。分组歧视的做法使互联网服务提供商有可能偏袒某些基于区块链的网络，而牺牲其他网络。
更根本的是，如果政府禁止特定的区块链网络，它可能要求所有在其国内运营的ISP阻止或过滤来自或指向该网络的流量 - 例如通过诸如深度包检测（DPI ）或其他交通检测技术。
因此，尽管互联网治理在区块链生态系统之外（其范围更广泛），但规范互联网基础设施可能会间接影响区块链系统的运营。
区块链层
类似的问题出现在基于区块链的单一网络中。
尽管互联网服务提供商负责根据特定协议（例如TCP / IP和BGP）在互联网上路由数据包，但基于区块链的网络中的矿工负责根据特定协议（例如比特币协议）、共识算法和分支选择（例如，比特币的工作证明协议规定矿工应该总是添加由计算链所需的散列能力所定义的“最长链”），验证并将交易记录到底层区块链中。
如今，处理交易的这一任务主要由经济激励系统驱动，即支付给网络的交易费越高，这些交易被包括入下一个区块的机会就越大。
尽管交易费和采矿奖励是矿工的基本动机，但并不是可能影响矿工行为的唯一因素。其他源自区块链基础设施的外部杠杆也可能会发挥作用。
例如：
市场：阻止大型挖矿团体与第三方达成（脱链）协议的原因，是为了加速某些交易的进入而牺牲他人的利益。社会规范：矿工们能否集体同意来自或指向犯罪分子的分布式应用（去中心化）不会在区块链中被运行？法律：监管机构是否可以规定所有位于特定司法管辖区的矿工都被禁止验证与特定的dapp或账户有关的交易？设施：中国的防火墙可能会限制中国的矿工处理较大区块的能力吗？
这些外部力量超出了任何区块链应用程序的控制范围，可能会对该特定dapp的运营产生重大影响。
应用程序层
很明显，基于特定区块链的网络的治理可以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在该网络上运行的特定区块链应用的运行。即使dapps可以被设计成完全自治——即没有任何一方能够控制或影响他们的运行——他们仍然受到底层区块链网络的操作和建立它的运行模式的特定协议集的影响。 基于区块链的网络治理可用于审查针对这些dapps的一些交易，甚至通过硬代码修改其代码来更改其操作。 这正是DAO黑客事件中发生的事情，当时由于代码漏洞，DAO的账户中有360万个以太币流失。以太坊社区通过干预协调行动修改了太坊区块链协议。通过将资金从DAO转移到另一个智能合约，创建了一个机制将流失的资金归还原始所有者。 这种极端的补救措施受到了严厉批评。有人认为它是对以太坊区块链的“不变性”和“不可篡改性”的背叛（即“代码就是法律”范例）。
基于区块链的应用序的分层管理堆叠
对堆叠做进一步深入研究，有各种基于区块链的平台，人们可以在这些平台上部署自己的dapps。
一些dapps直接位于基于区块链的网络之上。 例如，Gnosis被用作以太坊区块链上的智能合约。 还有一些部署在dapps框架之上，例如DAOstack，它使用了自己的协议来创建和维护dapps。
虽然大多数分散的基于区块链的应用程序都有自己的规则集，但它们也依赖并遵循其运行平台的规则。 这可能会产生两种不同类型的问题。
一个是，如果这些智能合约平台有一个存在缺陷，这个缺陷将影响所有依赖该平台的基于区块链的应用程序。回想一下Parity的多重签名智能合约中的错误，该合约导致价值超过3000万美元的以太币被盗，随后还发生了Parity修订后的多重签名智能合约代码的后续攻击，该代码最终“自毁”，从而冻结了所有资金依靠这个共享代码的多重签名钱包。
当平台使用代理调用其他智能合约的“代理”合约时——平台开发人员可以更新这些合约。——结构上会出现另一个问题。虽然这样的实践仍然不常见，但是一些平台（例如Zeppelin解决方案）正在开始尝试代理库，以便每当一个基础功能发生变化时，依赖这些库的所有dapp将自动继承这些更改。
尽管这在灵活性和可升级性方面提供了许多益处，但是这样的设计也可能存在问题，因为它依赖于可以任意影响这些所谓的分散式应用程序的运行的可信任机构（即，智能合约平台操作员） 。
（请注意，DAOstack框架实际上并没有提供这样的功能，框架提供的一组智能合约一经部署，不能由平台运营商任意改变。而随着时间的推移，DAOstack可能会提供智能合约，一系列的升级该平台，未经平台用户的同意这些升级不能自动实施。）
考虑到这一点，我们可能会将我们对“区块链治理”的理解重新规划：它不仅那些专用于规范特定基于区块链的网络或应用程序运营的规则，还包括那些有助于规范基础架构的规则，基于区块链的体系就是在这些技术设施上运作，而这些设施本身又在别的设施的基础上运行，诸如此类。
来源：火星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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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人：锦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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