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武汉疫情：区块链能为疾控预警做些什么？

来源：链上观

父辈一代总把春节称之为“年关”，以往我们并不解其中味，但随着武汉疫情的持续发酵蔓延，一个史无前例的大“年关”摆在了全体华夏儿女的眼前。

截至目前，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全国共计确诊9692人，疑似病例15238人，治愈人数171人，死亡人数213人。

世界卫生组织也宣布：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构成国际公共卫生紧急事件。

此刻一句“赳赳老秦，共赴国难”的悲壮旋律在华夏大地上唱响，我们的国家“病”了，到了我辈上下齐心共同克服磨难的关键时期了。

毫无疑问，新型冠状病毒造成的经济损失和社会影响都已经远远超过了17年前的非典。而且，更可怕的是，由于新型冠状病毒存在一定的潜伏期，现在公开的数据远未到达其峰值，疫情何时才能结束还是个未知数。

和病毒一样发酵的是数亿宅在家中的人民群众无处安放的情绪，包括焦虑、恐慌、谣言、问责、祈福等等。

其中最汹涌的是对疫情全面爆发前，有关部门为何没能及时预警且有效控制的问责。

2019年12月初，武汉市部分医疗机构陆续出现不明原因的肺炎病人，而直到1月20日左右，多条关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消息登上微博热搜后，这一轮传染病爆发的舆情才真正开始发酵。

2002年11月16日，广东省出现了第一例非典感染患者，而到2月份，这种“非典型肺炎”的疫情才开始在互联网上流传发酵。

期间都有大概1-2个月左右的空窗期。质疑、问责声也因此而来。

我并没有加入网络问责讨伐的媒体大军中，尽管10万+的确很诱惑人，这一方面是因为其中不乏有多种阴谋论和未经证实的谣言散播；另一方面主要是因为，病毒疫情是全国人民共同的敌人，不能给敌人从内部瓦解我们的机会，调皮脸。

我只关心一点：

为什么非典疫情过了17年之久，我们的各项医疗水平也都取得了突飞猛进的质的飞跃，但突发病毒的疫情防控水平似乎并没有太大进步。

这汹涌于媒体上问责情绪背后，藏着一个大家必须面对的事实：

我们的疾控中心“硬件+软件”到了是时候该升级的时刻了。

01

昨天看到一篇非常硬核的文章，作者提出可以用区块链技术改进国家级传染病监测预警网络。我看到之后受到很大启发，再补充一些我的想法和建议。

我此前在多篇文章里提到，人类科技技术的发展（生产力）已经到达一个阶段性的天花板了，此刻应该及时补足生产关系上的不足。

区块链技术对国际级传染病监测预警网络的升级，表面上看只是硬件层“工具”服务上的助力，但背后更多是软件层“组织汇报关系”的迭代。

2003年非典疫情之前，互联网也只是少数人的信息获取平台，非典疫情之后，人们通过互联网门户、论坛、社交平台获取并传递各类消息。互联网带动政府开通在线平台，为百姓拓展公共事务讨论提供了空间，直接推动了网络问政的普及，促进了社会治理的进步。

每一次自然灾害面前，人们除了团结一心共同患难之外，更应该“自省”一下，到底是哪个环节出现了问题。

就像非典之后，大家自上向下的重新审视互联网一样，2020年新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目前大概率会给“区块链”技术打开一扇天窗。

原因很简单：区块链技术是“硬件+系统”的系统性升级。

02

早在2008年，我们国家就在全国范围内上线了“传染病自动预警系统”，该系统可以对已知的数十种传染病的监测数据进行自动分析和预警应急响应。

具体流程如下：各省、市、区、县医院在临床工作中发现传染病例，可填写传染病报告卡，提交给各医院信息管理系统，然后多个医院的同类型病例数据会再上传到区、市、省、国家级数据交换平台，再统一递交给国家传染病网络直报系统，最终将病例信息上传国家传染病自动预警系统。（如下图）。

这个系统的优势很明显，对于已知传染病例的，国家可以收到自下向上的数据回馈，进而能及时响应并调配资源进行防治。但面临未知传染病例时，这个系统的硬伤就暴露出来了：

1）病例数据向上提交时会进行层层审批。这么做是为了确保数据的准确性，避免某个个环节人为出错造成后续连带性不可挽回的影响。但这一样以来也带来两个副作用：1、太多人工干预和审核机制会大大降低上报效率；2、同组织的审查问责制度会降低临床医生上传病例的积极性。

屁股决定脑袋的道理，大家都懂。医生背上为数据结果负责的压力之后，对待新型的未知病毒就会异常谨慎小心，生怕一旦出错会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和影响。大多数医生可能会选择不报或者选择性乐观的将其归类为已有类似病种。

2）医院和医院之间存在数据孤岛情况。出于病人隐私和病例数据的保护，现在大多数医院产生的病患数据并没有及时同步共享。这就使得未知病毒发生时，医院都会盲目性低估其破坏力和影响，不利于组织之间进行自下向上的决策督促推进。

医院之间不愿意同步数据的原因就复杂了。一方面，医院系统性采集数据的成本就比较高，包括初诊判断分类，用药类别、量，再诊恢复情况以及各种临床CT、核磁共振等医疗影像数据等；另一方面，各个医院的数据往往都有一定的利益相关链条，临床医疗数据对医院而言是宝贵的数据资产，可以帮助药物研发机构进行药品研发以及潜在不可描述的灰色商用价值。

3）国家疾控中心完全中心化的决策机制。由于传染病定性非同小可，在数据模型给传染病毒定性之后，透明开放权限往往不在当地政府手里，需靠上层国家疾控中心来决策。国家疾控中心在收到数据反馈后还要派专家前往进一步核查确认。整个过程一套下来，会牺牲掉很大的时效性，不利于危险性新型传染病种的及时披露和防控。

以上种种原因，概括起来，无非三点：1、审核周期长且人为干涉；2、数据不开放共享；3、完全中心化决策机制。

03

我们在宣泄情绪之余也务必认清一个事实，传染病的披露工作的确是个复杂的系统性工程，涉及到社会组织架构的各个层面，稍有不慎就会酿成一发不可收拾的恶性后果。

对有关部门而言，谨慎是应当的，在谨慎的同时如何避免“瞒报”事件的发生就成了关键。

本质上，这是疫情的蔓延速度在和主管部门的审批决策效率在赛跑。如果后者慢了一拍，我们应该意识到，这背后是一种制度性的缺失，解决问题的最佳策略就是对当前医院疾病上报组织架构体系进行优化和调整。

众所周知，区块链技术具有“分布式”、“去中心化”、“不可篡改”、“透明性”等诸多特性，且1024以来，国家已经将区块链技术升级到核心技术突破口的战略高度，产业区块链的春风业已吹起。

既然当前的传染病自动预警系统已经不合时宜了，何不借助“区块链技术”对其进行一番升级改造呢？

我本人作为区块链从业者一枚，只是略懂一些区块链技术，为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先做以下声明：1、我本人并非一线的医护人员，也未和医护人员交流过当下系统的改造难处，以下构想可能很不切实际；2、区块链改造医疗大健康行业并不是个新课题，已经有不少更详尽的解决方案，我提供的思路更多只供大家开开脑洞。

简单来说，两个原则：1、听临床数据的差遣和调度；2、设定分层、分级的预警阈值和相应防范举措。

1）基于区块链的开放性数据原则，以省级为单位，由当地疾控中心主导建立一条“疾控联盟链”，首批成员是当地省、市、区、县级的大小医院。疾控中心应设定一套奖惩制度补贴各个医院，鼓励医院积极地提交各类传染病性质的病例，包括已有传染病例和未知传染病例及疑似传染病例等。

2）每一次新数据提交后都会向全联盟链的各大医院发送广播，各个医院都设定专人负责审核上链。这么做可以对上链数据信息进行跨医院交叉验证。这样一来，医生不必担心组织体系内的上报压力，只负责呈现客观的临床数据，确保了上报数据的及时性和完整性。而且交叉验证过程需要由2/3以上的医院共同确认，极大地确保了数据的真实性。

3）一旦一项新数据上链成功后，就会被加以时间戳，之后新产生的上链数据，只要病例相似度高达95%以上（阀值仅供参考）就会自动归类成链。如果一个新病例上链后成为了孤块，可视为临床病例尚未形成较大传染性，仅做一定预防和监控即可。如果一个新病例上链后，很快就形成了一条数据链，可设定一个阈值，达到一定数量后，疾控中心可协调当地政府力量进行匹配的防控举措（听数据的调度）。

4）同理在地方联盟链之上，还会有一个以省级疾控中心为联盟链主体单位的国家级的疾控联盟链。地区在采集到异常数据并进行相应预防措施之后的同时应将当地的传染数据情况统一汇报给国家级疾控中心，并在链上链上进行广播，以便其他各省市地区能及早高度重视并做好预防防护工作。

5）初期疾控链上链上的数据初期只对联盟链的成员开放，一旦达到一定的传播阈值之后再接入权威媒体进行透明化披露展示，让公众享有充分的知情权，避免不必要的猜忌和恐慌情绪滋生。

我承认，这是我个人臆想出来的一套基于区块链技术的可能性解决方案，只是大体勾勒了一个方向。我相信，经过此次疫情，后续会有更多的专家加入改造这一系统，恰如非典之后的互联网大爆发一样，区块链技术也会迎来一次大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