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行大动作：打造中国金融科技变革新坐标

文章来源：荣格财经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了一则简短的公告，说“近日”印发了《金融科技（FinTech）发展规划（2019-2021年）》（以下简称《规划》），明确提出未来三年金融科技工作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发展目标、重点任务和保障措施。

这是中国央行第一次出台金融科技顶层设计的文件。

随后有媒体披露了《规划》的全文。《规划》称，“金融科技发展规划是关系我国金融业高质量发展的前瞻谋划，必须高度重视“，”以钉钉子的精神切实抓好落实，一张蓝图干到底”。

从《规划》的重视程度来看，这不是钉一个普通的“钉子”，而是钉下了一颗金钉子。

金钉子

金融科技的探索和发展已有时日，但是2019年以来，一些央行官员对金融科技的定位达到了新的高度。

2019年2月，央行货币政策司司长孙国峰出版了新书《金钉子》，副标题是“中国金融科技变革新坐标”。把金融科技喻为金钉子，孙国峰在序言中是这样描述的：

全球金融业正在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金融科技革命，传统意义上的金融业渐行渐远，而一个更富有活力与效率的金融业渐行渐近。

这就是为什么笔者认为，我们应当对当前金融科技的发展给予足够的重视，深入研究其可能对传统金融体系和金融市场产生的影响。本书之所以以“金钉子”为题，是因为它与“金钉子”的历史渊源有关。

“金钉子”一词源于美国的铁路史。1869年5月10日，美国首条横穿美洲大陆的铁路钉下了最后一颗钉子，这颗钉子是用18k金制成的，它宣告了全长1776英里（约2858千米）的铁路胜利竣工。

这条铁路的修建在美国历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对美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影响极其深远，特别是对美国西部开发战略的实施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全球年代地层单位界线层型剖面和点位在地质年代划分上的意义与美国铁路史上“金钉子”的重要历史意义和象征意义具有异曲同工之处。因此，“金钉子”就为地质学家所用，被作为定义和区分地球上不同年代所形成的地层的唯一标准，或者说作为确定两个时代地层之间界线的唯一标志。

显然，金融科技将会成为全球金融业发展史上一颗重要的“金钉子”。展望未来，人类金融业的演化和发展将会在技术性因素的催化下，呈现出一个与过去上千年来截然不同、更加多彩绚烂的景象。当然，这需要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才能够证明。无论如何，站在钉下这颗“金钉子”的历史方位，回顾过去、展望未来，探索金融科技为人类金融业发展带来的种种可能，是一件具有重大意义和充满乐趣的事。

这是金融科技在孙国峰眼中的历史性定位。

2019年6月，在上海举办的“2019陆家嘴论坛”上，央行行长易纲在发言中指出，未来全球的金融增长点在于金融科技，国际金融中心的竞争点也在金融科技。他认为，金融科技大有可为，央行积极支持上海探索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技术在金融领域的应用。

《规划》充分体现了这样的认知高度，从三个层面来阐述发展金融科技的意义：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打好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攻坚战。

《规划》称“坚持创新驱动发展，加快金融科技战略部署与安全应用”，是这三个层面的“内在需要和重要选择”。具体又阐述为“四新”：

金融科技成为推动金融转型升级的新引擎，金融科技成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新途径；

金融科技成为促进普惠金融发展的新机遇；金融科技成为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新利器。

在这样的定位基础上，《规划》设定了一个两年目标：到2021年，建立健全我国金融科技发展的“四梁八柱”，进一步增强金融业科技应用能力，实现金融与科技深度融合、协调发展，明显增强人民群众对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金融产品和服务的满意度，使我国金融科技发展居于国际领先水平。

这个目标分为六个方面：金融科技应用先进可控，金融服务能力稳步增强，金融风控水平明显提高，金融监管效能持续提升，金融科技支撑不断完善，金融科技产业繁荣发展。

用高科技解决高难度问题

《规划》沿用了金融稳定理事会（FSB）于2016年对金融科技的定义：技术驱动的金融创新。

孙国峰在《金钉子》中这样写道：笔者对当下金融科技的迅速发展可能产生的影响有一个重要的判断：技术性因素将为现代金融业的发展带来根本性的变革。

《规划》中重视的技术有哪些？

“科学规划运用大数据”，“合理布局云计算”，“稳步应用人工智能”，“加强分布式数据库研发应用”，“健全网络身份认证体系”。

其中，没有明确提到大红大紫的“区块链”，分布式数据库与区块链有关，但并不限于区块链。

这些前沿的技术用在金融上，主要解决哪些问题？

“拓宽金融服务渠道”；“完善金融产品供给”；“提升金融服务效率”；“增强金融惠民服务能力”；“优化企业信贷融资服务”；“加大科技赋能支付服务力度”。

其中的优化企业信贷融资服务，重点提了“加快完善小微企业、民营企业、科创企业等重点领域的信贷流程和信用评价模型，引导企业征信机构利用替代数据评估企业信用状况”。

与金融相关的政策，风险管理是必不可少的环节。《规划》一方面要求运用金融科技提升金融风险管理能力，另一方面用更大的篇幅强调了技术本身可能带来的风险。

“增强金融风险技防能力”一节共四部分，第一部分是“提升金融业务风险防范能力”，另外三部分都是关注技术本身带来的风险：“加强金融网络安全风险管控”、“加大金融信息保护力度”、“做好新技术金融应用风险防范”。

《规划》要求：充分评估新技术与业务融合的潜在风险,建立健全试错容错机制，完善风险拨备资金、保险计划、应急处置等风险补偿措施，在风险可控范围内开展新技术试点验证，做好用户反馈与舆情信息收集，不断提升金融产品安全与质量水平。强化新技术应用保障机制，明确新技术应用的运行监控和风险应急处置策略，防范新技术自身风险与应用风险。

在“加大金融审慎监管”部分，《规划》要求“运用现代科技手段适时动态监管线上线下、国际国内的资金流向流向，探索金融科技创新管理机制，服务金融业综合统计，增强金融监管的专业性、统一性和穿透性”。

具体包括：

“建立金融科技监管基本规则体系”。加强金融科技监管顶层设计，逐步建成纲目并举、完整严密、互为支撑的金融科技监管基本规则体系。

“加强监管协调性”。将金融科技新产品纳入金融业综合统计体系，覆盖所有金融机构、金融基础设施和金融活动。

“提升穿透式监管能力”。提出综合全流程监管信息建立监测分析模型，把资金来源、中间环节与最终投向穿透联接起来，透过金融创新表象全方位、自动化分析金融业务本质和法律关系，精准识别、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强化监管渗透的深度和广度。

“建立健全创新管理机制”。明确不可逾越的监管红线和底线，运用柔性监管方式，划定金融科技守正创新边界。

《规划》将促进中国金融机构进一步扩大技术投入。

第四，地方金融科技政策将会涌现出来。金融科技涉及的范围很广泛、市场很大，包括各种类型、层次的金融业态，也包括各类科技机构。各个地方政府将会抓住机会，根据本地资源禀赋和发展定位，快速推出金融科技相关政策，发展相关产业和园区。在此之前，已经有北京、深圳、湖南等地出台了金融科技相关政策。

第五，开放银行发展将加快。《规划》在“赋能金融服务提质增效“部分提出，”借助应用程序编程接口（API）、软件开发工具包（SDK）等手段深化跨界合作，在依法合规前提下将金融业务整合解构和模块封装，支持合作方在不同应用场景中自行组合与应用，借助各行业优质渠道资源打造新型商业范式，实现资源最大化利用，构建开放、合作、共赢的金融服务生态体系“。

在政策和市场的双重推动下，开放银行的理念和模式将进一步拓展到其他金融业态，形成“开放金融“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