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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巴比特资讯 编译:ladybtc
这是一篇加密货币社区的运营者、政策制定者不可错过的论文。
Vitalik Buterin和哈佛的Zoë Hitzig、结合E. Glen Weyl的研究,共同发表了一篇长达41页的论文,名字叫做《自由激进主义:社会基于社群中立的正式规则》。讨论的是针对慈善和公共募资项目,可以通过一个怎样的体系,得出全社会福祉最大化的决策。
这个名字和页数,以及里面的艰涩文字、公式吓到了不少人。但细啃下来女王觉得回味悠长,不但对于加密货币生态里一些重要的问题,例如社区应该用什么方式为开源开发者提供资助,如何决策开发方向和提供资金,提出了有效优化,还可以延伸至媒体、社区治理、公众福祉等广阔议题。不得不说,在看到严肃的数学模型论述中间,藏着简单的小小的三个字: social welfare maximization 的时候,我甚至有些感动。
不想看41页英语论文,又想知道Vitalik和哈佛教授提出了什么设想?
那么就让女王来试试用具体的例子,给大家用最多的人话,最少的公式总结解读。
这个论文尝试解决的问题,叫 free-rider problem(女王称为:蹭便车的人),可以理解成薅社会羊毛又自己不出资源建设的人。这个概念第一次出现在经济和社会学家曼瑟尔·奥尔森于1965年出版的《集体行动的逻辑》一书中。含义是不付成本而坐享他人之利,说个故事大家就明白了:
例如,修建灯塔可以大大提高航海的安全性,理论上来说在这个港口往来的轮船都会受益,那所有轮船公司应该集资去兴建。但有的公司打死不出钱,然后却可以免费享受着其他人出资提供的福利,这就是社会蛀虫free rider。
再举个例子:假设有一个村子叫做地球村,地球村居民需要筹款来交军费,好购买武器和养活军队抵御三体村人的进攻,保护所有人的安危。而有的人可能会选择不交费,但享受这由其他人集资建立的保护网。这里的地球保护体系,也是一种public good(公众物品)。而不交费又享受的人,就是free rider。
这种free rider的存在会引起什么后果呢?当大家看到某人不交钱也能享受到保护,那交钱的人心里就会感到很不公平,最终愿意交费筹集的军费的人越来越少,然后不足以抵御外部进攻,最终影响到了所有人的安全。
如果我们想办法把这些free rider排除在保护网外,或者用中心化的强权去强制大家交费会怎么样?由于public goods的社会属性,这个排除、管理工作的成本也非常高。
在我们的社会里,对于这种“需要筹钱投入解决某个问题”的场景,有三种普遍运作模式:
但这上面的做法各有各的弊端,拿投票和选举来说,这种方式倾向于满足大多数人的意愿,而不一定是对能够创造最大总体价值的东西做出反应。而靠私营企业或者慈善机构和好心人捐款,会让最终筹得的资源量很有限。并且这三个办法在动态资助社会目前最需要解决的问题时,非常不灵活。
举几个应用场景的例子:
所以总体来说,这篇论文要探讨的,就是用一个新的机制来解决、减轻上面的问题。在这个系统中,具有不同价值观的社区可以共存,资源可以以一种有利于大多数人的方式合理分配。
他们提出的方法基于一个“二阶投票”(Quadratic Voting,可以理解为二次方)的概念,最早提出这个概念的人是Eric Posner和Glen Wey。
在这个设定下,你可以花1块钱投1票,也可以花4块钱投两票,也可以花9块钱投3票,到花64块钱投8票…以此类推。这样大户对最终结果的影响力,相对于线性的1票1块钱制度就削弱了很多,每增加一票付出的成本都很高。
假设地球村需要我们投入去资源去维护的公众物品除了军事防御之外还有好多种,比如:洁净水源、全村Wifi上网、对儿童白血病的治疗研究、建设一个中央图书馆、升级粮仓、开采矿产等等。而大家通过1人1票的方式去决策将资源用在哪一方面的时候,这个制度往往不能反映上面各项目对个人的重要程度,同时小型组织群体的需求会被压制。
例如,白血病儿童家庭希望政府能加大对应的医疗投入,因为这对于他们来说是生死大事;但没有此经历的社会大众,则可能会把票投给其他他们能享受到的项目,例如翻修图书馆,因为这才是对他们来说有利益的地方。也就是说,一人一票的模式,只能反应人数,没有恰当的反映出这个相关问题对于关注群体的“权重”。
又例如,花轮同学家里正好是做通信设备的,然后他家里也很有钱,于是他自己就买了30票,让决议通过,然后再想办法把钱从大家身上赚回来。
如果我们给地球村的村民每人20块钱,让他们对10个不同的公共产品进行投票,上文说的白血病儿童家庭,可能就会投入16元到“儿童白血病医疗”项目,代表个人投入的4票;剩下的4元投入到4个其他方面。
这样小众群体的强需求,也可以通过这个二次方机制得到表达。同时可以看到,一个人要是把自己的选票更加分散的投入到社会资源里,投票的效率会更高。
而这个思路也被纳入了他们的设想中。一个项目最后拿到多少钱,按照他们建议的比例是这样计算的:
把每个投票人的贡献值开方,加起来,然后求这个总和的平方。公式看不懂没关系,我们看个例子,假设参与投票有3个人,他们的投入和财力各不相同:
这样,项目获得的资金和“大户”关联度变得更低,和“一共有多少人支持”,也就是背后受益人数的关联度变得更高。这样每个小的群体或个体,对议题都有自己的影响力,最终的结果收到利益关联,以及某几个投票人的财力和地位影响大大降低。
这次的方案,虽然说只是针对自治项目募资而言的,但他们也相信,如果有社会上的其他人尝试使用,对社会的协作和防止Free rider问题会有很大的意义。
论文内还有更多衍生的细节,例如设置负投票、周期持续投票方式,社区分裂后的资金计算方式等,欢迎各位继续详读。我认为之前BCH社区讨论的矿工如何激励开发者问题,就不妨参考文中的机制设计。
Technology is never neutral. 技术从来不是中立的。
技术从来不是中立的,里面是设计者价值观的映射。这篇艰涩的论文底下,女王看到的是热爱技术的Vitalik一颗关注社会大众福祉的心。LR机制的设计,不是试图创造一些平等主义的乌托邦,而是为了使我们(作为一个社会整体)能够创造的最多的价值。
这次的论文他们用了一个很容易被误解的题目:激进的自由主义(Liberal Radicalism),但我从中间看到的是,加密生态里的所有人都可以对经济、政治问题提出自己的新想法,我们不一定需要在死忠社会主义和自由市场主义者角色里面二选一,而Glen Weyl自己的表述是,Liberal Radicalism“同时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和最极端的自由市场”。
而或许通过这些思考,我们会带来更繁荣的社区和未来,甚至会找到一个比ICO更好的融资机制。而处在加密货币社区的我们,真正要解决的,不就是这种“生产关系”优化的问题吗?
也希望LR模式的新尝试,可以带来百花齐放的社会运作体系。
来源:巴比特资讯
发布人:大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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