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太坊真正的竞争优势:意识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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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0 天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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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潮TechFlow

文章来源:深潮TechFlow   作者:Moon

最近,微博上有这样一条热门。

我觉得人这辈子还是要去北京待几年,最好是上大学在北京读书,当然不只是因为它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教育资源,还因为这是个能提升生活幸福感的城市。

就是只要你在北京生活过,以后再去其他任何城市生活都会觉得比在北京幸福。

一个在外地住大别野的朋友也十分疑惑,为什么这么多人非要挤在北京,大农村,物价贵、交通拥堵、压力大、人的戾气也大,毫无品质的老破小动辄10万每平的高房价……

我觉得他们说得都有道理,对于普通个体而言,的确如此,北京并不是那么友好,但这并不是全貌。

对于另外一部分人而言,北京就是天堂,纵使房价物价再高,他们也不会离开,或者说离不开,因为这里都有其他城市没有的东西。

上海、深圳同样发达,甚至在某些领域发展速度更快,生活成本更低;成都、杭州在手游、电商、网红经济等方面发展迅猛,环境舒适…… 但从宏观上看,他们都无法取代北京,以及无法超越北京。

北京是中国意识形态的中心。

意识形态是一种似是而非的解释世界的方式,它赋予人以认同、尊严和道德,在危机时刻,让人可以超越现实利益,将所有人团结在一起。

这是所有现代化高楼大厦都无法取代的城市内核。

那么如果你能理解这一点,那么也可以试着去理解,当面对更快成本更低的新公链,以及各类侧链时,以太坊及Layer2的竞争优势所在:

智能合约战争中,意识形态是真正的核心竞争力。

了解DAO(去中心化自治组织),应该有听过《海星与蜘蛛》一书,在作者看来,去中心化网络的海星,远比比中心化结构的蜘蛛更强大。

蜘蛛,它的智力集中在大脑,只要你把蜘蛛的头去掉,蜘蛛就会死亡;而去中心化组织就如同海星,海星根本就没有头,它的智能分布在身体各处,一旦你打掉它身体的一部分,那个部分甚至可能自己再长成另一个海星,所以杀死海星比杀死蜘蛛困难得多。

他们将去中心化网络描述为具有 5 个重要属性,其中之一就是意识形态。

是什么吸引成员加入组织?并非只是因为可以免费取得东西,而是意识形态,意识形态是这类组织的黏着剂。

自比特币开始,加密货币的世界里,最核心的意识形态只有一个——去中心化,权力下放。

所有试图挑战比特币地位的竞争币都失败了,因为他们从属于比特币的意识形态,单纯靠算力、资本、口号……都无法对比特币购成威胁,公链战场同样如此。

“以太坊杀手”层出不穷,都试图用效率更高、成本更低、用户友好作为叙事主线瓦解以太坊的优势,但效率上的优势实质上却是以牺牲去中心化程度为代价。

比如,一些公链对成为验证节点有一套严格的硬件要求;有的公链节点偏少;有的公链验证节点大多属于其利益相关方……

当被问及这些公链关于去中心化的担忧时,通常得到关于实用主义的回答。在不少挑战者看来,平衡极端"去中心化 "与效率是性价比最高的做法,减少节点数量或集中验证者可能不是完全的去中心化,但在实现效率增加和低成本的同时,也做到了一定的权力下放,那何乐而不为呢?

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但这并不能让他们胜出。

以太坊拥有其他公链无法大肆宣扬的东西——对去中心化意识形态的坚定承诺。以太坊最高时大约12000个节点不需要特殊的硬件来参与,也并不是由以太坊基金会去控制大多数。

真正的信仰者不会为了追求快速、低成本,而在去中心化方面进行退让和容忍,这种对意识形态的毫不妥协的信念正在推动大量的创新。

因为,我们看到了Layer2,如果没有去中心化意识形态的坚持,那么Layer2似乎也没有存在的必要,牺牲去中心化,自然可以获得更快的效率,比如各类侧链。

DeFi,也是一种意识形态的选择,比如一些纯粹主义者或者头部DeFi协议拒绝在以太坊之外的网络开发任何应用,这种坚守极大地拓宽了以太坊网络的护城河。

而在东西方,对意识形态坚守也有所差异,以太坊创始人 Vitalik 去年年底接受采访时,表示,“在美国和欧洲,人们谈论区块链,更关注意识形态,关于自由、去中心化和开源。而在亚洲,人们更重视应用,喜欢讨论加密货币和用代币做事的项目。”

所有试图挑战以太坊的新公链,都必须意识到,技术上的进步其实是最简单的,意识形态上的超越才是最难的,如果只是在以太坊建立上的意识形态下去挑战以太坊,那么最终只能成为一个“卫星城”,承接以太坊的流量溢出。

同理,目前以太坊要去挑战比特币也依然困难,因为整个去中心化的意识形态就是由比特币建立起来的,论实用主义,以太坊是比特币的一百倍,但在意识形态上,以太坊却是从属的状态。

但除了去中心化的意识形态,以太坊依然在发展自己的意识形态。

以太坊通常被定义为一个共享的世界计算机,是基础设施,如何组织与应用自己取决于个体,以太坊并不是无政府主义的倡导者,不从事对抗国家的业务。

从政经哲学上来说,以太坊最接近埃里克·A·波斯纳和E·格伦·韦尔的“激进市场”理论:更激进地去扩大市场,用市场本身的力量去完善市场。

Vitalik 在读完《激进市场》后大有所感,特地撰写了读后感《On Radical Markets》,18年9月,Vitalik 和《激进市场》作者之一 格伦·韦尔 共同发表了一篇长达 40 页的论文《自由激进主义:社会公共物品配置方式的一般性原则》。

后来,在Vitalik的诸多想法以及以太坊生态的尝试中,均可见激进市场理论的身影,比如哈勃格税和QV(二次方投票)。

哈勃格税的核心规则主要是:(1) 为私人拥有的财产公开一个标价,并每年提交根据该估价某个百分比的税;(2)市场上的任何人都可以按该公开标价从你手中购买该财产。

在该规则上,如果标价过了,交税要交更多;标价过低,别人可以轻易买走你的财产,从而趋势价格处于合理阶段,这并不是依靠行政力量,而是市场博弈。

2019年,Vitalik 提出这样一个想法:用哈勃格税重塑ENS域名交易,后来在ETHLondon 黑客松上有团队用这样一个 Demo 赢得了 ENS 奖励计划的第一名。

比如QV(二次方投票)本质上是一种崭新的政治经济学探讨:能否使用市场的力量定价投票权?

如果不依赖于多数制,即一人一票这种可能造成多数人暴政的方式,也不依靠代表制等易于操纵的方法(类似于专攻摇摆州来争取更多选举人票),是否可以引入市场方法,即第一张赞同票的成本为1张票,第二张赞同票的成本则变为4张票(2的二次方)呢?

后来,这种理念通过Gitcoin的二次融资机制进入以太坊生态,在这种机制下,较小的投票者被一个大的池匹配,以确保基础设施融资的分布是多样的,并反映整个社区的意愿。

总体上,激进市场无论是在世界观还是方法论上都影响着以太坊,这也是有别于比特币意识形态的关键。

最近看《觉醒年代》,感慨于意识形态的斗争才是最根本的斗争,最惨烈的瓦解是意识形态的瓦解,最伟大的胜利是意识形态的胜利。

国家、城市乃至公链都是如此。